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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转载自:工信智库 发布日期:2018-09-20 10:34:52

  大家知道,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相互协同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建设的总纲领,这个问题怎么样强调都不过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又放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一条,这就非常有意义。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大问题,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这四位协同的关系。这是一个函数关系,其实是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方程。如果把实体经济当成函数的话,那么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都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的要素,当然除了这三个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在这个函数关系当中,实体经济是目标,是“纲举目张”的“纲”,任何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要求都是需要纠偏的,都离开了资源配置本身的要求;科技创新是发展实体经济的第一动力;现代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系统,既是过去工业化时期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血液系统,也是现代生产性服务性、现代科技发展的风险资本来源;人力资源是所有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关系。从这个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建设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实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物质基础,所以地位非常明显。

  我们现在讲的四位协同产业体系和过去讲的现代产业体系有什么不同?过去,我们讲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建设基础比较稳固的农业,技术比较先进的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比较先进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服务业。在“十三五”的时候,又说了现代产业体系五个内涵,即传统产业的提升,工业智能化,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推进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个是针对现实中发生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的。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现代产业发展体系认识不一样。发达国家所谓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一种产业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的作用,体现现代生产性服务发展比重越来越高的基本格局。当今西方国家对现代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我看过很多文献,发现西方学者都把现代生产性服务占比的高低,看成是全球城市的一个基本标准,即判断一个全球性城市——或者说我们讲的全球化的城市、世界性的城市——的基本标准就是服务业占GDP比例,以及生产性服务占服务业的比例,也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全球性城市的基本标准,一般地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这个就是讲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向着知识、技术,人力密集型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二元结构:产业结构的二元性或者严重失衡,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一元化,就是发达国家。我们从它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也可以看出它是不是二元结构。过去说,农业是要比较稳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要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发展要迅速,门类要齐全,然后技术进步在整个工业发展当中作用越来越大。分开来就是针对国家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来说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等量的资本投入不同行业的收益差距太大,这是认识二元结构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语境体系中,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是指用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稳固农业的基础,加快发展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构建门类齐全、品质上乘的服务业。总体要求就是能够从高速度经济转向高质量经济,提高附加价值。我们过去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描述有几个特点:比较侧重于建设目标,达到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描述,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由于不能量化,它对现代产业体系用了比较多的形容词进行界定,什么叫做现代产业体系,要有很多标准;第三个就是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描述当中,对于怎么样建设,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路径,比如说技术进步要快一些,第三产业门类比较齐全,服务质量要高,农业最关键的是要稳定。这次十九大对于现代产业体系认识,我觉得总体上独辟蹊径,创造性从三次产业分类之外,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定义了下一步中国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目标,我觉得作者是创新的内容之一。用函数关系表示的非常清晰,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产业体系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比如更多把现代产业体系定义为发展实体经济,更多要利用现代金融,利用科技创新,利用人力资源的作用。

  这个愿景,其实吸收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过去我们产业体系是依靠外延,靠拼人力,靠汗水经济,靠低端劳动力实现增长,随着2015年开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人口红利要转成人才红利,要发展智慧经济而不是劳动力经济,这样经济发展才能持续。

  第二个愿景,把整个发展目标落实在实体经济,更多的要强调金融这种虚拟经济要跟实体经济相协调,这个实际上也说明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当中,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现在要进行纠偏。

  第三个愿景,不仅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强调金融科技人力资源相互的关系,比如说发展科技金融,比如说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发展科技,科技反过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金融。

  第二个要讲的大问题,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要重点处理哪几个问题?我们用排列组合的方法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分成六个方面。第一个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第二个实体经济跟现代金融的关系;第三个实体经济跟人力资源的关系;第四个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第五个科技创新与人与力资源的关系;第六个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对这六个关系可以做非常深入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讲三个关系。

  第一个,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总的原则要是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当中的作用和份额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科技创新的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要大大的小于中国实体经济与世界先进经济水平的差距。这个可以看中国这几年在世界上科技排名地位提高,各种科学指标和论文的数量,专利数量等等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升的非常快。实体经济基本上水平还是比较差的,可以想一想在实体经济创新的东西,原创性产品在世界上的地位,现代工业长北平很少或基本都不是中国人原创出来的,这说明有很大的差距。

  科研和实体经济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科研部门跟实体经济部门脱节,不是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你们看文献的话可以看欧洲很多国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文献,可以看出他们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除了美国,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做得不是非常好。让科研产业化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科研产业化说法要比较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科研活动都可以产业化。科学研究跟创新,一个就是我们把钱变成知识的过程我们叫做创新的第一阶段。另外一个过程就是把知识可以变成钱,这么一个过程应该创新的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需要科学家的辛勤的劳动,不能市场化;第二个阶段需要企业家的辛勤劳动,可以市场化。我们必须假设科学家是企业家,才可以把这个过程合二为一。中国很多政策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求科学家能够把成果转化,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科学家就是科学家,科学家擅长于跟机器打交道,往往不擅长跟人打教导,科学家要认真做研究不可能整天想着怎么跟人、跟制度打交道,两者是不同的素质,不是一回事。中国很多科技进步方面的政策,鼓励创新的政策不区分这些,问题很大。

  我们其实应该强调让科学家做科学的事情,让企业家去做企业的事情,中间要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可以是大学里面的科研转换办公室,还有跟科学家、企业家比较熟的其他中间和桥梁,中国现在就缺这种成熟可信的中介和桥梁,能够把这个大学科学基础知识拉到实践当中做成产业,这个是中国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关系要处理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这个第一个关系就处理不好。

  第二个就是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准备后面专门讲一下,这里省略。总的原则要使现代金融能够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服务,金融如果离开实体经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前段时期我们国家金融发展过渡,制造业发展不够健康。

  第三个就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总的要求是人力资源能够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不断优化,现在的问题是优秀人力资源不愿意去实体企业就业,现在学生报专业,很多报的都是金融,很多成绩好的都到金融,什么原因?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到金融拿钱多,个人都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国家不可理解,一个年轻人不愿意去的行业不会有光明前途。2017年3月份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我发言说,在座的各位领导,你们的子女当中有几个在实体经济就业的?大家都不爱去实体经济,我们这边谈怎么振兴实体经济是不是好笑?年轻人不爱实体经济,很简单的道理,拿的钱少又苦。

  反过来看看德国,年轻的博士毕业生,在选择去实体经济,或者去当跟实体经济相关的一些职业学校的老师,还是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呢?他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去实体经济部门,去选择去当职业技术大学的老师。后者不仅待遇高,而且要求高,到职业技术学院老师还要五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是德国实体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处理好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实体经济的待遇,要能够让愿意去实体经济的人享受高的待遇,国家的实体经济才能振兴,否则中国实体经济没有什么未来。说这几年我在呼吁鼓励加快推出首席技工制度,能够让首席技工持有企业的股份,给他们比较高的薪酬,不要空讲,空讲是没有用的。

  第三个要讲的大问题,是高质量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基本战略取向。经济发展的基本阶段由高速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的说法,隐含了说过去速度是高的,但是质量不高,未来要走中高速然后质量比较高的道路。这点就决定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有一定速度,不要认为速度越低越好。太低的速度不一定是高质量,虽然发达国家在结构调整过程当中速度比较低,也同样实现了高质量,但是不排斥他们也想要高的速度,昨天美国就播出来它的工业上半年增长6%,GDP增长将近5%,这在现代历史上没有过,美国的速度过去最多也就3%,现在很高了。高速度对应高质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而中高速对应这样一种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有速度。

  具体战略体系:第一个依托内需全面构建自主可控产业分工新体系。依托内需,而不是依托外需是我长期的思想,因为很简单,如果是依靠外需,把产品设计好,来料加工永远不可能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在内需的基础上形成品牌,才有可能有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外需是培养不出自主品牌来的。台湾因为岛内人口少,内需小,培养不出自己的世界著名品牌来,台湾学者给的基本战略,就是试图利用中国大陆的市场,完成他们品牌培育的最后一步,其实他们有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在世界著名品牌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依据自己的内需,先培养出来本土品牌,然后再变成世界上的著名品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外需,完全实现世界著名品牌的开拓战略。中国这么多人口,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内需实现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这是规模经济的优势,也是建立独立完整开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这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一条基本战略。

  不能模仿发达国家以金融、科技为主的产业结构。2008年金融危机证明他们把先进制造业丢了是不对的,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实施的一系列的政策说明,西方国家也在反思,如果把制造业丢了,科技发明到哪里去实体化的对象呢,工程师连设计的灵感都找不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不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制造业不能空心化,这是发展现代化产业非常重要的底线。这样说并不是说服务业不重要,其实它们之间是一个有机的关系,我们把现代产业比喻成大树,服务业是进行光和作业的树枝,工业是树干,农业是树根,每个部分都重要。所以现在我反对有人一讲制造业,服务业就不要了,其实都重要,只是每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比重不一样,因为还依托于国际分工。

  第二,要用非均衡的方法支持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动态竞争新优势,过去是用农村积累来支持工业化。现在工业化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后期这么一个阶段,要改为工业和服务业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新的非均衡战略思路。服务业应该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支持。这种非均衡的战略,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运行的要求来做。未来根据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性,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往上做。做大做强后往上提升,掌握链的某一不易被取代的重要价值环节。否则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就建立在沙滩上。大家都知道二战之后的日本产业政策对欧美产业赶超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应该在国家力量支持下有民营企业来进行赶超,可能力量更强一点。最近我们调研了连云港的碳纤维企业,感触很多。对于碳纤维这种中国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用动态竞争的理念,由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用国家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发展不上去,发展都失败了,但是民营企业可以成功的。当年日本做得比我们激进,它们管制进口,限制FDI,设置一定的保护期,然后全力支持若干战略性产业加速扩大产能,由中央主导来实施产业政策,而不是地方主导性产业政策,要求企业不能以盈利最大,要以产量最大为目标,以便在保护期内支持企业形成集聚竞争力量的寡占市场结构,保护期到了再对西方企业打开,这个时候企业已经长得很大了,不怕西方企业来竞争了。所以像碳纤维这些高新技术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因为科学技术投入水平跟人家差距太大了。

  第三,做深、做精、做强产业链,推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就三个标志,第一个重工业化,标志是重化工业占工业比例要达到65%-70%;第二个高加工度化,加工环节创造的附加值占全部附加价值的比重越来越高,也叫生产的迂回化;第三个技术知识密集化。所谓产业迈向中高端,在全球创业分工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产业全部占到世界最高端。一方面说我们要迈向中高端,一方面坚决不能放弃中低端产业,人家一听吓死了,中低端做绝,中高端全部占领,怎么可能啊?还要不要全球分工啊?如果我们可以在全球创新链分工环节占有一席之地,就已经很好啦。比较微观的说法就是产业链攀升,第一个是向上游攀升研发设计,这个进行产品创新;第二个是向下游营销品牌网络攀升。这两个都是向价值链两端攀升;第三个在产业链中间精细化,着力发展加工制造当中价值增值比较大的环节,就是工业流程创新,价值链的环节当中做深,提高效率进行工艺创新;另外是同心多元化的扩展,进行产业链的创新。相当于把一种技术同心移到另外一种产业生产当中去,比如说电脑技术移到电视机,叫同心多元化。

  第四,构建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中国现在一是市场规模巨大,可以虹吸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基本条件;二是我国科技实力在一些领域开始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三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四是对外开放新体系正在加速体系,这次贸易战加速中国开放,外资除了21条放的很开了,新的开放体制正在形成。未来中国开放经济需要构建国内协调体制和国际协调体制,这就是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针对“一带一路”的价值链。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环境比较差了,原来可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价值链高端部分。

  第五,关于重视传统产业的信心化、智能化的问题。我看了2025中国制造强国战略,其实就是智能化,制造业的智能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时间关系这个就不讲了。

  第四个要讲的大问题,是关于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重点讲均衡虚实经济的关系。中国现在实体经济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实体经济赚不到社会的平均利润,实体经济如果可以赚到平均利润或者超额利润,市场机制自然会解决虚实均衡问题。现在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实体经济挣不到钱?为什么资源都往虚拟经济跑?原因很多,比如说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由于长期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长期实施GDP导向的增长政策,导致实体经济一方面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在虚拟经济又满足不了社会对资产投资和理财的需要。这样就容易发生虚实经济失衡。

  均衡虚实经济失衡的原因,更多是客观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过去我们是商品短缺和资本短缺,现在是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同时出现新的短缺,就是资产短缺,整个经济供给面缺乏很好的理财产品、可供投资的产品。这样资产的价格越拉越高。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从两个方面相互动作:一个方面能够让实体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提供新的价值更高的产出,能够实现供给侧的结构均衡;另外一方面通过金融创新,能够让更多的资产能供应社会投资和理财的需要,把资产价格压下去。现在把虚拟经济用行政手段压住,股市光跌不涨,房地产不允许交易,金融创新严格限制,这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增加优质资产供给。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有文化生活,还有资产理财需要。理财产品供给,是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供给,可以给民众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产品质量,这样两边均衡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未来,要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问题,一个是金融领域要更多进行创新,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另外一个实体经济当中要想办法多增加直接融资比例。去杠杆引起那么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融资机制过于依赖于间接融资,这样一去杠杆企业的日子就很难过。如果是直接融资为主的体制,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下一步要关注怎么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当中,能够解决好融资贵融资难,通过解决融资机制解决中国的创新问题,这里面需要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我就讲这么多,讲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原文来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刘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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